一字未删，重现世纪教育之光|陶行知全集·有声典藏版

本篇系陶行知1920年4月21日在南京高师校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。摘自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十一次校务会议记录》。

下学年招收新生班数，定为应招八班，总人数为一百八十。学生有应试资格来校应试者，苟能及格，不论男女均可录取。

本篇系陶行知1920年4月15日在南京高师临时校务会议上的发言纪要，摘自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五次校务会议临时会议记录》。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于1919年 6月，陶行知被聘为该会顾问。

本篇系陶行知在南京高师任教务主任时，与柳贻徵等向校务会议所提的提案。

选科制主要办法：每级每年宜有新生，则于功课进行及班次配置皆形便利。本校自下学年始，既决定实行选科制。则各部科每年宜各招新生一级，计九年度招新生八级。

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期间，曾在校务会议上提出过一些重要提案，前三案于1919年12月17日提出。其中“改拳术案”，当天通过。“速记打字”，次年2月4日校务会议议决：“由教务处会同商科办理。”末一个“改良课程”案，系1919年由“全体教务会议提议”，而由陶行知草拟或审定，并由他在会议上报告，故亦附编于此。

本篇系1919年9月20日陶行知与“贵州实业教育团”的谈话记录，摘自《陶知行与贵州教育团谈话》。记录者：《时报》记者。题目为编者改拟。原载1919年9月22日《时报·教育周刊·教育界》。

这要从社会和个性两方面讲。从社会这面讲来，要问这课程是否合乎世界潮流，是否合乎共和精神。学了这课程之后，能否在中国的浙江，或是浙江的杭州，做一个有力的国民。更从个性的一面讲来，谁的事教谁，小孩子的事教小孩子，农人的事去教农人，方才能够适合。

学校是小的社会，社会是大的学校。所以要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，须把社会上一切的事，拣选他主要的，一件一件的举行起来。不要使学生在校内是一个人，在校外又是一个人。要使他造成共和国民的根基，须在此练习。

本篇系陶行知1919年7月22日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讲习会上的讲演。记录者：李宗武、洪鋆。原载1919年9月《教育潮》第1卷第4期。

本篇原载1919年4月14日《时报·教育周刊·世界教育新思潮》第8号。

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的关系，在第一期《新教育》月刊上已经论过。现在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，就是怎样将这实验的教育实行出去。照我看来，建设试验的教育，约有四种主要办法。

从前宗教不甚自由，教员往往有教授宗教的义务。新政府以为这种办法，有违宗教自由的精神，就规定教员非自愿不得强令教授宗教。国体未改之前，全国人民有二年军役之义务，教员得减至一年，新政府把这一年也完全免去。

本篇原载1919年3月《新教育》第1卷第2期。

欧战之后，各国教育都有改革的趋势。但是，其中改革最大最速的莫过于德国，而德国联邦中尤以普露士的教育改革，为最有研究的价值。

本篇在1919年3月13日《时报 · 教育周刊 · 世界教育新思潮》第6号发表后，又改题为《杜威先生的史略和著作》，作为《杜威先生在华讲演集》一书的序言，文 中列出杜威著作增至21种。同年7月15日又载《新中国》第1卷第3号。

本篇原载1919年3月24日《时报 · 教育周刊 · 世界教育新思潮》第5号。

建筑道路这个问题，不独与民情的联络，实业的发达，通商的便利有密切的关系，就是于振兴教育，也有很大的辅助。

本篇原载1919年3月10日《时报 ·教育周刊 ·世界教育新思潮》第3号，又载1919 年4月22日《南京高等师范日刊》,有副标题：“柏格罗女士分糕寓教"。

荀子曰：“大天而思之，孰与物畜而制之!从天而颂之，孰与制天命而用之!望时而待之，孰与应时而使之!因物而多之，孰与骋能而化之!思物而物之，孰与理物而勿失主也!”此数语，可谓中试验精神之窍要矣。

本篇原载1917年下半年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会刊》第1期，又载1918 年4月《金陵光》第9卷第4期，同年6月《安徽教育月刊》第6期刊载时题为《试验主义之教授方法》。

本篇系陶行知在金陵大学同学恳亲会上的讲话纪要，摘自《金陵大学同学恳亲会记录》。记录者：刘钟璐。恳亲会于1917年圣诞节举行，到会者200余人。陶行知以同学会会长身份在会上讲了话。讲话现编为两段。第一段为会议开始时的讲话，余为会议结束时的讲话。原载1918年2月《金陵光》第9卷第3期。

本篇系1917年12月16日陶行知在金陵大学同学会下关支部成立会上的讲话纪要。当时他是金大同学会会长。摘自《金陵大学同学会下关支部成立记》。记录者： 刘丙彝。原载1918年2月《金陵光》第9卷第3期。

本篇系1917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金陵大学同学会本部职员选举会上的讲话纪要。 摘自《金陵大学同学会本部职员选举会纪事》。记录者：宜。原载1917年12月 《金陵光》第9卷第2期。

本篇系陶行知1917年10月10日在南京高师纪念会上的演讲。记录者：谢守恒。 原载1918年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》第1期。

要知道爱国心是一件事，爱国的法子又是一件事。猿猴爱子，用力抱紧他，拿小猿猴抱死，那是没有爱的法子。所以有了爱国心，必定要有爱国的法子，方能达到我们爱国的目的。

本篇系陶行知1917年10月10日在南京高师纪念会上的演讲。记录者：谢守恒。 原载1918年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》第1期。拿一姓的国家做成百姓的国家，你也有份，我也有份，他也有份，四万万同胞都有份。这是应当纪念的第一件事情。

吾于共和之险象，既已详言之矣。然戒险防险，思所以避之，则可；因畏险而灰心，则大不可也。避之之道唯何?曰：人民贫，非教育莫与富之；人民愚，非教育莫与智之；党见，非教育不除；精忠，非教育不出。

共和国政府既由人民治理，则人民能力之厚薄，其政府之良窳，即于焉定之。然国民程度之高下，不徒在识字读书已也。有读万卷书，卒业大学校，而不能为一圆满之国民者。故有政治知识、社会阅历，足当国民之名而无愧者，其为数盖少。

众人意志结合，以成社会邦国。共和主义曰个人者，社会邦国之主人翁也。主人翁可不自重乎? 阳明子人皆可以为圣贤之义，实隐符近世共和对于个人之希望（阳明子这里指王守仁）。夫人皆可以为圣贤，则人安可不勉为圣贤乎?

本篇系陶行知1914年在金陵大学的毕业论文，署名陶文潜。此文在毕业典礼上 宣读后，当即面赠江苏省教育司长黄炎培，黄氏后来在哭陶诗中称此文为“秀绝金陵第 一声"。原载1914年10月《金陵光》第6卷第5期及11月《金陵光》第6 卷第6期。

本篇原载《金陵光》1914年4月第6卷第2期，题款为“知行达诣"。

体育会之设，操场之辟，执事人费几许心力，学校费几许金钱，果何为乎?欲我辈急起直追，学识道德而外，体健又足以驾人之上耳。今日三育并重，有学识道德，而无健全之身躯，则筋骨不能劳，体肤不能饿，心虑不能困。

本篇原载1914年4月《金陵光》第6卷第2期。陶行知在本期刊登启事称；知行 刻因要事已辞去中文主笔一职，当由职员公推张君枝一接充。

人身生理之构造，关系心理作用至切。血管影之于视觉，其一证也。吾人常见眼前有物，即疑之为鬼为怪，而不知往往目外本无物，徒因生理上之运用，遂呈为心理上之现象耳!

本篇原载1914年3月《金陵光》第6卷第1期。

盖脑力不灵，则病源不达，药性不悉，医理不明。婴病者不死于病，而死于药；不死于药，而死于医。是知技精，非医德之大全；然必精于技，而后可以言医德。不然，妄医伤人，罪戾已大，尚何德之可言?故子弟愚庸，父兄令其学医，是陷其子弟于不仁不义矣。

本篇原载1914年3月《金陵光》第6卷第1期。

人无智愚贵贱，谁能越出道德范围，而不伤人害己者乎?惟其事弥大，其责弥重，斯其德亦弥要。人生至贵，惟兹寿命。岐黄操生杀之权，同于官吏，则医之德，视他人为尤要矣。

某教员始则支吾两语，终则一一俱应学生所问。考试始终，学生忽而交头耳语，忽而纸球四飞。抽屉之下，几成藏书楼。一时眼手交忙，大有偷儿之态度。教员则如知情之捕快，见若不见，闻若不闻。

本篇原载1914年1月《金陵光》第5卷第8期。题前原标明为“社评一 "。

爆竹声喧，桃符颂献，旗悬五色,乐奏八音。（这里“旗 悬五色”是指辛亥革命后使用的国旗为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五色横列；而“八 音”是指我国古代对乐器的统称，指金、石、土、革、丝、木、匏、竹八类 ）此非吾校庆祝民国三年元旦之盛景乎? 我之好祥，奚不如人?

本篇原载1913年12月《金陵光》第5卷第7期。

或问曰：天道好杀乎?杀机其长此盘牙而不可解乎?胡为乎杀器之日利而战术之日工也?应之曰：杀也者，天演必然之现象，人类必经之浩劫，有始之日，更有终之期。或者命益，用著兹篇以答之。

本篇原载1913年11月《金陵光》第5卷第6期及12月《金陵光》第5卷第7期。

伪君子虽百出而莫穷，然自外言之，其所以为诱者则一。一者何?名利而已。伪君子与世浮沉，随祸福毁誉而变其本色，以博名利。故其出处、去就、进退、取与，不定于义理，而定于毁誉祸福，而义理亡。

本篇原载1913年11月《金陵光》第5卷第6期及12月《金陵光》第5卷第7期。

伪君子之居乡而假愿者，即孔子所谓之乡愿（这里的乡愿指乡里中言行不一，伪善欺世的人，引用自《论语· 阳货》）。人之为伪，不必居乡，凡率土之滨皆可居。人之行诈，不仅假愿，凡君子之德皆可假。然必假君子之德以行诈，始谓之伪。故总名之曰：伪君子，从广义也。

本篇原载1913年5月《金陵光》第4卷第4期。《金陵光》在本期刊登启事：自本期起该刊只设中英文主笔，不再设总编辑，陶行知任中文主笔。

舞弊者，岂仅一已行欺而已哉?其影响且及于子孙矣。生人之一举一动，皆印于神经系内，浅者霎时即没，深者历世不移，遗传而成本能。故父母惯于行欺，其恶根性之于子女，与生俱传。及长，子女可以不学而能欺。

本篇原载1913年5月《金陵光》第4卷第4期。《金陵光》在本期刊登启事：自本期起该刊只设中英文主笔，不再设总编辑，陶行知任中文主笔。

口诵心维，日就月将。一学期之韶光，行且风驰电掣过去矣!今者暑假伊迩，吾人对于此将至未至之考期，其观念果何如乎?大概勤生多主乐观，惰生多主悲观。

本篇原载1913年4月《金陵光》第4卷第3期。

入校不苦，初入校则苦；初入校不苦，初入校而无人导引斯真苦。王君湘山曰：“今吾在校中，不过起居饮食，稍有不便，乃思亲之念切耳。惟初进学校之苦，则难以言语形容也。”此过来人阅历之语，闻者疑其言乎?请得毕论初进校之苦。

本篇原载1913年4月《金陵光》第4卷第3期。

失机宜、培根氏对于此点，论之最详。其言曰：“机会之去，如射弹空中，霎时即没。”培氏又以为机会既难得而易失，则乘迎必期敏捷，断不容稍事徘徊。故其章末曰：“吾人处事，当察之以阿耳嘎斯(Argus)之百目，行之以白流辽斯(Briareus)之百臂。”

本篇原载1913年4月《金陵光》第4卷第3期。

披阅英儒培根所著之《因循论》(Essay on Delays),兴起无穷感触。盖以生乎今之世，列强既具有进取之特性，其学术工商复高出吾人之上，以强佐强，进步一日千里。吾人欲与并驾齐驱，其进取当有列强十百倍之猛勇。

本篇分两部分发表于1913年2月《金陵光》第4卷第1期和4月第3期。前一部分署名为刘佩宜、陶知行，后一部分署名陶知行意、刘钟璐。刘钟璐即刘佩宜。题下原有小注：摘自《多婚危言》。文中列数了一夫多妻的九种害处，以及多婚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。

本篇分两部分发表于1913年2月《金陵光》第4卷第1期和4月第3期。前一部分署名为刘佩宜、陶知行，后一部分署名陶知行意、刘钟璐。刘钟璐即刘佩宜。题下原有小注：摘自《多婚危言》。文中列数了一夫多妻的九种害处，以及多婚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。

本篇分两部分发表于1913年2月《金陵光》第4卷第1期和4月第3期。前一部分署名为刘佩宜、陶知行，后一部分署名陶知行意、刘钟璐。刘钟璐即刘佩宜。题下原有小注：摘自《多婚危言》。文中列数了一夫多妻的九种害处，以及多婚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。

本篇原载1913年4月《金陵光》第4卷第1期。

世间事物不能无进步，即规模不能无推广。本校①自有英文报，迄今已阅四载。（这里指金陵大学）

而此四载之内，三公会②联合，三书院③统一，学校有进步，学生有进步，成绩日多，精神日旺，安可不有规模更大之学报与学校学生平行进步，以宣导其磅礴，记载其成绩，而鼓舞其精神哉?

本篇系《金陵光》中文报发刊词，载1913年2月《金陵光》第4卷第1期。《金陵光》是我国最早的大学学报之一 ，为学生所办。1909年12月创刊。初为英文报，从第4卷第1期起接受陶行知的倡议，增设中文报，陶行知任编辑，自第5卷第5 期起，任中文主笔。在1913至1914年两年间，他在该报发表的文章约18篇(内有英文稿、译稿，用名陶文潜、知行)，涉及政治、社会、教育、医学等各方面，多切中时弊，令人警醒。

四月十日起在中西电台广播，每日正午起播音半小时。

普及教育助成会、晨报馆及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为提倡普教起见，特共同创办半小时普及教育，定于本月十日起，每日中午十二时至十二时三十分，在中西药房无线电台播送。

本篇原载1935年3月1日《生活教育》第2卷第1期。

本篇原载1935年3月1日《生活教育》第2卷第1期。

本篇原载1935年5月16日《生活教育》第2卷第6期。

文化细胞虽是最下层的组织，但是光棍的细胞是没有多大用处，我们必须把一个个的“文化细胞”联合起来，结成一个文化网。

本篇在《晨报•普教周刊》发表时，题为《文化细胞之创造》，载1935年5月1日 《生活教育》第2卷第5期时用现题。

本篇原载1935年4月16曰《生活教育》第2卷第4期。

普及教育运动好比是一部蒸汽机。蒸汽机的构造，必须把每个螺旋钉转得紧紧的，使它密不通风，只放一条出路，叫全锅的蒸汽都集中起来，向着活塞推动，才有力量。

关于飞机比赛的事实，我们搜集了一些，摘要附在后面，给大家做参考。

英澳飞机比赛事实摘要

（一）飞机二十架：英国六机，美国三机，荷兰二机，澳洲二机，新西兰二机，新几内亚一机，丹麦一机等。

本篇原载1934年11月16日《生活教育》第1卷第19期。

我们要想做个现代人，必须天天看报。报是有时说谎，有时讲真话。你得教你的小朋友像只花猫一样，一见老鼠就把它捉住。新近所举行的二十架飞机比赛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

本篇原载1934年9月1日《生活教育》第1卷第14期。

中国现行之会考制度，是对自己所委任之校长、教职员表示总不信任，把活泼的青年一起变成书呆子，一群一群的赶进牛角筒里去。它的影响之坏是无以复加。

本篇原载1935年2月I日《生活教育》第1 卷第24期。孔德成是孔子后裔。1935年初，国民政府由内政部和教育部共同核议了《孔圣后裔教育办法》，规定：凡孔子及其四配之嫡系子孙，皆可在教育上享受特殊待遇。

第三，刚才我已说过，过去甚至现在，教育是被少数有钱人把它当为私有财产占住。小先生一出来，“即知即传人”，立刻把这种观念撕得粉碎。要知识公有，不再私占；要把教育化为 “春风风人，夏雨雨人” 一样，人人有得到沾施的机会。

用小先生普及教育，还有四点比大先生好的地方：

第一，中国最难普及的是女子教育。乡下十七八岁大姑娘，或是二十几岁的大嫂子，一位年青的男先生去教，乡下入是看不惯，不欢迎你去教的。

本篇是陶行知1934年在宝山县民众教育馆主办的民众教育服务人员训练班开学 典礼上的演讲记录。记录者：张新夫、朱学典。原载1934年12月1日《生活教育》第1卷第20期。

本篇原载1934年10月1日《生活教育》第1卷第16期。

露天演讲不容易，露天对小孩演讲是格外的困难。我新近发现了一个新方法是比较适合。这方法是把讲的大意写成小孩高兴听高兴喊的儿歌。

本篇原载1934年9月1日《生活教育》第1卷第14期。

中国的普及教育问题，多半是女子教育问题。

婆婆不赞成媳妇上学，因为识字的媳妇不易管。丈夫不赞成老婆上学，因为识字的老婆不易管。

本篇原载1934年8月1日《生活教育》第1卷第12期。

“小孩子教人，我很赞成，但是小先生这个名字未免有些矛盾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先出世的是先生，后出世的是后生，后生跟先生学便是学生。小孩子既是后生，又称他为小先生，怎么说得通？”

（十五）妨害进步罪

婆婆不许媳妇读书，老板不许伙计上学，司务不许徒弟看报，工厂经理不许工人求知识，士大夫不许儿子教小孩子，这是小先生碰到的五个大钉子，也是妨害中华民国进步的大障碍。我们必定要扫除这种障碍才能前进。

（十一）有效之补助

（甲）中央对文化落后之穷省、边疆，在人才、经费、材料上应予以实质之补助。

（乙）各省对于文化落后之穷县，在人才、经费、材料上应予以实质之补助。

（丙）各县对于文化落后之穷乡穷村，在人才、经费、材料上应予以实质之补助。

（九）流动式的教育

（甲）市集、茶馆、码头、车站、戏园、电影院里都有流动的民众。在这些地方，每次我们都遇得着一大群的人，今天的一群不见得就是昨天的一群。也有茶迷戏迷是天天上同一的茶馆, 进同一的戏园，而且还有一定的时候。

（七）材料工具之供给

（甲）课本课本用汉文和国语字母拼音文对照写。汉文和拼音文都以大众语为根据。但为适应各民族特殊需要及促进各民族普及教育起见，应编蒙藏苗瑶等民族特用课本，这课本应以各该民族之大众语为根据。

（六）师资培养

（甲）每一所小学都成为小先生养成所。用传统的名词来说, 每一所小学便是一所小师范。全国二十五万所小学便是二十五万所小先生养成所，共可造就一千一百万小先生。

（五）文化荒岛总开辟

（甲）中学校总动员下乡。中国中等学校大多数是挤在城里凑热闹。依据我们估计，全国五百五十四所中学，一千三百二十所初级中学，至少有五分之四即大约一千四百所是应当移下乡去。

（三）全国知识分子总动员，辅导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推进

（甲）研究所研究员，专门大学教授、副教授七千人，每人每年必须在假期中抽出至少十日出席全省普及教育辅导会议、全省教育行政人员讲习会及农村改造会议……

二、办法

（一）全国小学生总动员做小先生

（甲）全国公私立小学校中之小学生据教育部最近统计有一千一百余万人。每位小学生在校外找到两位不能上学之小孩或成人做他的学生，向小学校长登记后即可称为小先生。

本篇原载1935年1月《中华教育界》第22卷第7期，同年1月1日《湖北特教》半月刊创刊号发表时改题为《中国普及教育方案之商榷》，又载同年3月1日《生活教育》第2卷第1期。

关于“生活教育”的讨论，在你走了以后，我，震球，与严，又继续讨论了两个多钟头，兹把我们所发表的意见归纳下来，提其要者再与你作进一步的讨论。

依传统的观念说来，只有大人教小孩，哪有小孩教大人？传统的教育学，没有一本不承认教育只是成人对于小孩之行动。这些洋八股的教育学是闭起眼睛胡说，他们忽略了一半的事实。事实告诉我们，大人能教小孩，小孩也能教大人。

上面所说的二十七个关口之中，至少有十二个重要关口都要靠小先生去攻破。小孩子能不能做小先生，是成了严重的问题。自古以来，小孩是在教人。但正式承认小孩为小先生是一件最摩登的事。这正式的承认，到现在，还只是限于少数的实验学校。

纳税的人得不到教育，拿穷人的血汗钱培养富人的少爷小姐，这是多么不平的一件事啊！婆婆不许媳妇上学，老板不许伙计读书，司务不许徒弟看报，工厂经理不许工人求知识，这又是多么不平的现象啊！

守旧的头脑，是一切进步的大障碍。这旧的里面有许多是骗人的迷信，尤其害人。黑漆一团的头脑要用科学之光来轰动他, 叫他起一种变化，向进步方向去思想。电影、无线电话是两种最重要的工具，我们要普遍的运用它们来改造我们的头脑。

中国人生得多死得多。根据乔启明君四省十一乡村二万余人之调查，平均人口生产为千分之四二点二，死亡率为千分之二七点九。依通俗之四万万总数计算，每年要生一千六百八十万，要死去一千一百一十万，两抵增加人口五百七十万。

有钱、有闲、有面子，才有书念。中国的教育雨不落在劳苦人的田园里。中国的教育雨专落在大都会的游泳池里给少爷小姐游水玩。中国的教育雨不肯落到乡下去，灌溉农人所种的五谷。

自从会考的号令下了之后，中国传统教育界是展开了许多幕的滑稽的悲剧。

学生是学会考，教员是教人会考，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。会考所要的，必须教。会考所不要的，不必教，必不教。

一般热心普及教育的人们都不假思索的说，我们先从城里做起，渐渐的推广到乡下去。他们好像是说：“乡下人！你们不要急。等我们城里人吃好了，渐渐的会送饭来给你们吃。”中国乡下人的教育便是这样耽误了几十年。

“实验”这两个字于今是时髦极了。实验县、实验乡、实验区都应时出现。普及教育是一个时髦的东西，一到了所谓“科学的教育家”之手，也得来它一个实验。他们把普及教育分成两半：义务教育和民众教育。

假如你问一位老成的教育官说：为何不把教育普及出去？你有时会遇到这样一个回答：我们只求质量之改进，不求数量之加多。这原来就是那“贵精不贵多”的滥调。

“听得督学今天到，先生拉我如拉夫。”这是传统教育最有趣的一幕。学生多就算成绩好，这是一件很可怀疑的事。我虽赞成强迫教育，但绝对反对拉夫教育。

中国教育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，不教用手的人用脑。用脑者因为不用手，脑也不能精细，变成一个呆脑；用手者因为不用脑，手也不能精细，变成一双粗手。因此，读书人是成了书呆子：读死书，死读书，读书死。

有两种极端的人：一是看重文字，把文字误看做教育的全体；二是藐视文字教育，如一般生产教育论者以为大众不需要文字，以为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生计之改良。这两种观念都是错误的。人与禽兽的大分别，就在人有语言文字，禽兽没有。

一提到普及教育，大家就联想到开学校：圈校址，造洋楼，请教员，买家具，招学生，考学生，收学费，行开学礼。这样的一个东西是不易普及，即使普及也是害多益少。这种办法，一起手便是蚀本交易。

士大夫赐给大众的孩子的教育寿命只有四年，赐给大众自己的教育寿命只有四个月。最近大学教授们有所谓之学制改革案提出，其中的第一个特点便是把穷孩子的教育寿命从四年减短为一年。

传统的教育官还有一套偷懒的把戏。他说，做一件事必得预先调查清楚才能进行；要普及教育，先得调查学龄儿童和失学成人。谁能说他的话没道理？于是筹备调查，实行调查，调查后统计，统计后拟计划，计划拟定后呈报，等候批准，先试办几处。

四万万人，八千万家，家家读书，这可算是文字教育普及了。但是究竟要怎样才无流弊，我们必须绞脑筋，打破砂锅问（纹）到底。这是每一位普及教育者的责任。

读书一定要一种课本，并且要从头一本头一课教起，这也是一种成见。新学究还一定要用教科书，没有教科书便坐在那儿等待教科书寄到，边远的地方一等便是几个月。先生是活的，书本到处有，只要活用他就有办法。

中国教育官欢喜把教育切得一块块的，每人给他一块去办，不，每人给他一块去吃。对，吃教，吃教育。最好的一个例子是所谓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的分家。不但是多费许多钱，而且是一样也办不好，连吃也不好吃。

一个乡下先生住在一个破庙里教死书，就好比是一只孤鸦。他无意也无暇与农人交接。他教他的书，对农人的一切是不能过问。他所办的学校是与社会隔离。学校不能运用社会的力量以谋进步，社会也没法吸收学校的力量以图改造，双方都失掉互济的效用。

“吃饭不读书，像只老母猪！”这个口号有时是可以鼓励一些懒人发奋求学。但是，有些人是做得太过分了。他们居然诱惑甚而强迫人家丢掉饭碗去读书。结果是饭碗打破好几只，书还是读不成，造成许多悲剧。

知识是成了商品，非钱不卖，非钱买不来。当您劝一位留学生教教他的包车夫或老妈子的时候，他会回您：“没有工夫。” 但是如果一个大学给他三百元一月的薪水，请他去做少爷小姐的高等听差，他会连夜写飞机快信去应聘。

全国成年女子中粗识字义者估计顶多只有一千万人，以女子总数算起来，一百位女子当中只有五位受过文字教育。学龄女孩二千四百五十五万多人当中，只有一百六十五万在学校里上学，占初等学生总数百分之十五点二四。所以中国的普及教育问题大半是女子教育问题。

据教育部统计，全国学龄儿童总数为四千九百十一万。又据十九年统计，全国有一千零九十四万小学生，共需五十六万八千教职员。平均每教师教导小学生二十人。

白君动生从杭州来，给我看了一两条最有趣味的教育报告。这报告说：依照最近四年来浙江所用的方法来扫除文盲，全省要四百年才能完成；依照最近六年来杭州所用的方法来扫除文盲，全市要一百五十年才能完成。

生活教育是早已普及了。自有人类以来，便是人人过生活。人人受教育。自然而然的，生活是普及在人间，即是教育普及在人间。但是有些人是超时代，有些人是时代落伍。有些人到了现代还是过着几百年前的生活，便是受着几百年前的教育。

本篇系由三篇文章组成，开始部分"什么是生活教育”（原题《生活教育》）和后面部分"小孩子能做小先生吗"（原题《小先生》）均载1934年2月16日《生活教育》第1卷第1期（这两篇还用原题收入同年10月出版的《普及教育》一书），加上中间部分和末尾一段用现题发表在1935年1月《中华教育界》第22卷 第7期。1935年3月1日至4月1日在《生活教育》第2卷第1、2、3期上，又将中间部分（即从"生活教育现代化"起至"攻破27道关"止）独立成篇连载，并改题为《攻破普及教育之关》。

唐先生说:“虽是这样讲，你们的生产比较了近代的机器生产是太慢了，终久必归淘汰。你们要想不被淘汰，必得采取弗德主义： ‘一个人一个动作。’”朱先生说：“为什么要快?因为出产比人快，价钱比人廉，可以把别人的市场夺了来。……

我不耐老是做哑巴子，现在是我开口的时候了。我说：“白烧煤而不工作的马力还多着咧。二百六十万兵便是三十二万五千匹不事生产的马力。 一千四百三十多万的先生、学生便是一百八十万匹不事生产的马力。

唐先生说：“汽车打倒轿子，打不倒独轮的手车，我承认是事实。但是这个例子能不能应用到纺织业上去是一个很大的疑问。以纺纱而论，用手工艺纺纱，每人每天多则纺八两纱，少则 纺四两纱，平均亦不过六两纱。……